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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NHCC 戰情中心看臺灣防疫治理　ICI 全球衛生治理課程訪疾管署

2025年11月14日
讀畢需時 4 分鐘

已更新：8月21日

2025-11-17 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novation, ICI）「全球衛生治理」（Global Health Governance）課程於 11 月 14 日由杜文苓院長與劉汗曦老師率領下，走訪了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DC）。而在 CDC 副署長林明誠、首席防疫醫師林詠青、以及AI長劉宇倫醫師等多位同仁的專業引導下，來自17個國家的學生，從防疫制度、法律架構到資訊治理，深入地了解臺灣在 COVID-19 疫情時的寶貴防疫經驗以及自身在國際衛生中的定位。


簡報一開始，疾管署以 COVID-19 疫情為例，介紹臺灣如何在疫情初期迅速啟動跨部會協調，並以「防堵境外」、「遏止擴散」、「減災共存」三階段策略應對疫情。臺灣曾創下253天零本土案例紀錄，也在全球疫苗供應受限的情況下，透過 COVAX、國際合作與公私協力克服疫苗取得挑戰，展現高度韌性。此外亦說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的立法經過、法案的「防治」、「補償」及「紓困」三大主軸在臺灣面對疫情下發揮的功能，以及將來應對疫情錯假訊息及個人資料保護的防疫法治挑戰。

過程中學生提出多項公共衛生治理問題，包括臺灣目前並非世界衛生組織的正式會員國，疾管署要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確保臺灣的防疫措施與資訊能與世界接軌？此外，該如何疫情期間政府如何兼顧強制措施與個人自主？


對此，林詠青醫師表示，臺灣仍可以透過參與國際及區域性專家會議、世界衛生組織技術性會議、跟其他國家的雙邊公衛合作，來進行防疫技術與資訊的交換。而在防疫措施上，依法行政與比例原則仍是疫情期間執行相關措施的核心原則，並以透明決策、專家諮詢與補償制度來維持防疫正當性。

學生也關注數位治理在公共衛生的應用，詢問「Go Healthy with Taiwan」如何展現臺灣在全球數位健康領域的角色。劉宇倫醫師回應，臺灣以公民科技與駭客松精神推動跨國合作，如口罩地圖、疫苗預約系統等皆是代表性成果，展現科技力量在疫情治理中的重要性。


而針對一位來自邦交國聖露西亞（St. Lucia）學生所提出小國家該如何推動防疫策略的問題，林明誠副署長指出，防疫關鍵並非資源，而是態度與合作意願。他強調，小型國家即使資源有限，仍可運用資訊科技提升監測效率，而臺灣也願意持續與國際分享經驗與技術，協助提升全球防疫能量。


參訪後半段，學生走入國家衛生指揮中心(NHCC)戰情中心（Situation Room），觀察 CDC 如何運用媒體監測、AI 與 GIS 系統掌握疫情動態。AI長劉醫師親自對同學們介紹，該戰情中心每日監測國內外疫情資訊，透過 AI 辨識、急診 ICD 代碼分析與跨國風險評估來建立決策基礎。而來自同樣有登革熱疫情的一位巴拉圭（Paraguay）籍學生，則是特別關心登革熱的快速檢測與氣候因素，劉醫師說明，由於病毒潛伏期長、無症狀比例高，加上蚊媒在臺灣南部普遍存在，社區教育與醫療端警覺仍是主要的防疫防線。

參訪最後，由創新國際學院杜文苓院長代表致贈感謝狀，感謝疾管署的協助。學院表示，全球衛生治理課程由奧瑞岡州立大學的紀駿輝教授與創國學院劉汗曦助理教授共同開設，是ICI的旗艦課程之一。而此次的參訪，讓學生從第一線治理經驗理解公共衛生決策的複雜性，也看見科技、人權與國際合作在防疫中的關鍵角色。後續課程將會在期末，以世界衛生組織模擬會（WHO Simulation）作為延伸與成果展示，讓學生將今日所學的轉化為衛生政策策略分析與外交談判能力，培養具備全球視野的治理人才。




延伸觀察：緊急法制與國際參與的兩個切面

這次參訪呈現的臺灣防疫經驗，有兩個面向值得從法制與產業角度進一步延伸。

  • 緊急狀態下的法制設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防治」、「補償」、「紓困」三大主軸構成，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緊急法制模型——它同時處理了強制措施的授權、受限制者的補償，以及經濟衝擊的緩解。疾管署所強調的依法行政與比例原則，加上透明決策、專家諮詢與補償制度，正是強制措施得以維持正當性的三根支柱。這套邏輯在健康資料的強制蒐集、AI 系統的緊急部署等情境中同樣適用。

  • 非會員國的技術性參與路徑：臺灣並非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會員國，但仍能透過國際及區域性專家會議、WHO 技術性會議與雙邊公衛合作進行技術與資訊交換。對希望進入國際市場的生醫業者而言，這個路徑同樣存在：主權層次的參與受限，不代表技術與標準層次的參與受限。理解哪些場域對臺灣開放、以哪種身分參與，往往是國際布局的第一步。

戰情中心所展示的媒體監測、AI 辨識與急診 ICD 代碼分析，則說明了另一件事：公共衛生的決策品質，最終取決於資料的即時性與可整合性。這也讓健康資料治理的法制設計，不只是隱私議題，同時是公共衛生的能力議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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